太原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做好疾病预防 安心迎接考试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(shènglì)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与抗战(kàngzhàn)文献数据(shùjù)平台合作，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，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、图书、日记(rìjì)等史料加以介绍，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，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 本文介绍《各县巡视工作报告(bàogào)》一书，一方面展现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一个侧面，另一方面部分还原当时山西各地方(dìfāng)政权的工作实态(shítài)。 《各县巡视(xúnshì)工作报告》一书由(yóu)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编印(biānyìn)，出版时间不详，不过根据内容大致可推断这本书出版于1939年。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，也简称战动总会、战委会(wěihuì)、动委会等。 随着华北局势(júshì)的不断紧张，阎锡山逐渐认识到(dào)和中(zhōng)共合作的必要性，他曾指出：“我们是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，哪一个鸡蛋也(yě)不能踩破。”正(zhèng)因为阎锡山政权处于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日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中，故其因应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身的政治策略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，阎锡山政权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受到压缩，毛泽东(máozédōng)即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军政人物“做法完全脱离民众，挫败之后失去胜心，整个(zhěnggè)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”。于是，在牺盟会、新军之后，又一个阎锡山与中共合作的产物——战动总会(zǒnghuì)于1937年成立了(le)。1939年，因阎共关系紧张，战动总会宣告结束。 战动总会的成员由各省政府(zhèngfǔ)代表、各战地军队代表、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。其中，续范亭（因其身份相对较中立，故为双方共同接受）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，中共方面(fāngmiàn)，则有邓小平、彭雪枫、南汉宸、程子华等人任战动总会委员。刘少奇认为(rènwéi)，战动总会类似救国会，“是战争(zhànzhēng)动员机关，是团结群众参加(cānjiā)与援助(yuánzhù)抗战的机关，也(yě)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、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”。具体而言，战动总会的任务如下： 运送和招待伤病人员(rényuán)。 组织战地(zhàndì)的侦察敌情、封锁消息、战地准备。 由此可见(yóucǐkějiàn)，战动总会的主要任务在于武装斗争与发动群众方面，而本文介绍(jièshào)的这本书亦是以巡视各县的地方武装等工作为主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通过其中对(duì)地方武装的巡视报告来一窥抗战(kàngzhàn)初期山西的动员实态。 这次巡视工作的范围包括(bāokuò)保德、河曲、偏关(piānguān)、神池、宁武、崞县、朔县、五寨等晋西北(jìnxīběi)八县。在一开头，该书即称“本集内载着地方驻军情况以及我们工作同志的姓名，为了对工作情况更明确的了解，这是(zhèshì)完全必要(wánquánbìyào)的，但阅读本集的同志务希特别保守秘密(mìmì)”。此外，该书为油印出版，行文多有不通顺之处，同时夹杂部分(bùfèn)山西方言，其中部分历史人物的人名与今天一般通行的人名有出入，不过这些基本上不影响阅读，反而体现出这份史料区别于一般铅印并(bìng)规范出版而传播更广的史料，具有相当高的价值。 作者巡视完八县的自卫队编组、工作情况后，认为八县中五寨工作最好，朔县、保德次之，以河曲最坏。具体而言，五寨县自卫队合计(héjì)有3379名自卫队员，稍为次之的朔县自卫队大约有6998人，保德县自卫队合计有3632人，其人数(rénshù)占全县壮丁的三分之二。至于最差的河曲县(héqūxiàn)自卫队，其工作现在则还没有(méiyǒu)开始，只有了(le)一个计划而已。不过，仅仅从自卫队的人数来看，并不足以反映(fǎnyìng)各县(gèxiàn)办理地方武装的好坏，有必要分析各县自卫队的具体工作情况、环境与(yǔ)巡视者本身的个人思想。 就每个县地方武装的领导者来看(láikàn)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该书在(zài)总结中指出，各县武装部长关系自卫队工作很大，如河曲、偏关(piānguān)武装部长未确定，自卫队工作故而没有开展。回到上述那四个县，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曾在马占山部工作，而其副部长魏怀礼，则为(wèi)“八路军(bālùjūn)代表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魏怀礼同时任中共五寨县委书记（后(hòu)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，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(zhōnggònggānsùshěngwěi)常委、组织部长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、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(jiǎncházhǎng)、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）。稍为次之的朔(shuò)县，其战动会武装部部长侯绍贵（一名侯建华）亦为八路军所派出，同时任中共朔县委书记（建国后任(hòurèn)湖南、四川两省的地质局副局长、省委委员等职）。 保德县该书(gāishū)未指出具体的(de)领导干部，至于河曲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则是由当地阎锡山所属部队担任(dānrèn)，常常随之更换(gēnghuàn)，同时武装部内又没有干事负责自卫队的工作。更重要(yào)的是，从前该县征兵是采取硬拉硬派的方式，但却以组织自卫队相号召。到真正(zhēnzhèng)要来组织自卫队时，老百姓自然认为还是欺骗他们去当正规军。由此可见，仅就这四县而言，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确乎要比其他势力领导的地方武装成绩要好。 除了该书认为开展较好(hǎo)的(de)五寨县、朔县以外，宁武县与神池县(shénchíxiàn)的战动会(zhàndònghuì)武装部部长皆为八路军一二〇师派出的干部。宁武县的地方武装才刚刚开始组建，自然无法比较，而神池县的地方武装表面上来看亦开展较好，但是该书指出，该县自卫队的十七名中队长（每主村一个(yígè)，当时山西(shānxī)有单独一个村庄(cūnzhuāng)组成一个行政村的，也有数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，其中主要(yào)的村庄为主(wéizhǔ)村，附属的村庄为附村）中，农民很少，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(jiàoyuán)。该书认为他们工作热情不够，自己不参加自卫队的训练工作，只是检查小队长的训练工作。故而对这些人应该要建立很好的巡视检查制度，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，对于不堪造就的干部应不客气地加以淘汰。 神池县的(de)这一(zhèyī)缺点未必不是事实，不过这里对成分的强调与(yǔ)对知识分子相对的不够信任，同时并反映出了这份(zhèfèn)报告撰写者自身的中共背景。该书撰写者的这一背景，是否会使之在评述各县地方武装工作时偏袒由八路军领导(lǐngdǎo)的一方呢？如上所述，开展(kāizhǎn)工作最好的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并非(bìngfēi)(bìngfēi)八路军，而另外由八路军领导的宁武县与神池县也并非工作开展较好的县份(xiànfèn)，故而这一可能性较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战动总会作为中共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组织，事实上“同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”，“党的机关隐蔽(yǐnbì)在战动总会和各级动委会之内，许多县、区党的书记就是县、区动委会主任或组织部长。”前述魏怀礼、侯绍贵二人即可作为这一说法很好的注脚。 组织机构方面，每个县自卫队各有一定差异。保德县自卫队的(de)小队长由队员中选举(xuǎnjǔ)，大部分是农民，退伍军人占少数。各区战动会武装部长则差不多都是兼职工作，影响工作的开展。神池县自卫队则分成青年队（16-25岁(suì)）、壮丁(zhuàngdīng)队（25-35岁）、担架队（35-45岁）。其(qí)中(qízhōng)，每村有二十(èrshí)副担架，锄奸工作方面，主村有锄奸队员10-15人，附村(fùcūn)有锄奸队员3人。朔县自卫队分为4个支队（区）、18个大队（新主村）、49个中队（旧主村），其所有干部中，脱产干部(tuōchǎngànbù)共计139个，可见队伍的庞大。五寨县自卫队则分为3个大队（区）、17个中队（主村）、55个小队、257个分队，担架队则有1570名队员，417付担架。此外，该书认为各县(gèxiàn)基本都没有把会议、报告、巡视(xúnshì)等制度很好的建立起来。 偏关抗日游击根据地(gēnjùdì)略图 工作与(yǔ)训练方面(fāngmiàn)，保德县自卫队的(de)放哨制度瓦解，其日常训练中，军事与政治两(liǎng)方面的训练不能联系起来(qǐlái)，而(ér)太偏重军事方面。偏关县自卫队，则由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(gànshì)下乡整理自卫队的组织，同时训练自卫队，但是因为是流动性的（每村住一天），事实上起的作用并不大。全县每个角落都有自卫队的空架子，但只有两个村子进行过训练的工作。并同样重视了军事，忽视了政治。神池县自卫队每星期训练一次，为时一天，然而该书认为时间太长，而以二、三小时为宜。 朔县自卫队以村为单位进行训练，每三天一次，每次一小时，早为军事(jūnshì)，晚为(wǎnwèi)政治。中队(zhōngduì)（旧主村）十天集训一次，大队（新主村）半个月检阅一次。每个月县战动会(zhàndònghuì)武装部工作员下乡一次。工作方面，比较突出的(de)是，经过自卫队干部的政治说服，他们(tāmen)曾用四天的工夫便使150名(míng)逃兵归回原队，1939年8月初则运送伤兵166名。五寨县(wǔzhàixiàn)战动会武装部干事每月下乡视察工作，训练是以小队为单位，五天一次，每次两小时，军事、政治各半，每星期中队（主村）集训一次。崞县自卫队，则在训练方面缺少军事教材。 五寨县自卫队(zìwèiduì)武器清单 经费与(yǔ)武器方面(fāngmiàn)，神池县(xiàn)自卫队，县政府以未(yǐwèi)接到命令(mìnglìng)为由，未发给自卫队干事津贴。宁武县自卫队在制造武器方面，由战动会负责搜集烂铁，工钱则由区公所(qūgōngsuǒ)负责。五寨县自卫队，则由村战动会、村公所负责制造梭镖，村战动会负责向富户筹措武器制造经费，自卫队的其他经费则由县政府负责。崞县自卫队的武器制造经费由区公所担负(dānfù)。由此可见，就这几个县份而言，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尚属融洽并密切，不过，战动会工作(gōngzuò)的开展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程度各地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异，由此自然进一步影响到了各地地方武装的组建。 《民族革命战争(gémìngzhànzhēng)战地(zhàndì)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(gānglǐng)》指出：“举凡在战地动员委员会管辖之下的各(gè)县区村一切战时动员工作，统由各级动员委员会负责实现，各级政府应积极协助，不得(bùdé)阻抗或破坏。”“凡一切与战地动员工作有关之事件，各县政府、区公所、村公所应服从(fúcóng)战地动员委员会之规定。”就此而言，各级政府理应支持战动会的工作，但是在现实中多少会出现一些插曲。 据薄一波(báoyībō)回忆，“到1938年初，山西全省的(de)(de)105个县(xiàn)中，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，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”。仅就上述几个县来说，崞县的县长本由阎锡山(yánxīshān)派出，后为动委会、牺盟会发动群众运动所赶走，并替换(tìhuàn)上了(le)中共一方的县长。此外(cǐwài)，宁武县、五寨县其时的县长则并非共产党员，而忠于阎锡山政权，但是(dànshì)战动会与这两个县的地方政府关系仍属融洽。这一方面离不开中共对县长的统战工作，另一方面即便(jíbiàn)阎锡山派出的县长不与战动会合作，战动会也可通过掌握基层的区、村政权进而将(jiāng)其架空。这两个县份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。故而，战动会在地方上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存在——程子华甚至指出，战动总会作为半政权性质的机构，“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作”。 《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(zǒng)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》亦规定各地驻军不得(bùdé)妨碍战动会的工作——“战区各部队得在总计划之下向各级(gèjí)战委会提出要求，但不得干涉(gānshè)(gānshè)动员事务。”“战地各军应给各级动员委员会以各种必要之帮助。”“战地各军队如对各级战委会的工作有意见时，应通知各该地的上级动员委员会或呈报司令长官行营改变或纠正之，不得擅自干涉。”但是，与(yǔ)前述(qiánshù)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相比，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只会出现更多的偏差。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前，晋西北(jìnxīběi)各县的政权多数在阎锡山手中，并且亦有相当数量的驻军，如五寨、宁武(níngwǔ)、保德、偏关一带即驻有何柱国的部队，在数量上则大大超过八路军驻在晋西北各县的部队。该书指出，偏关县此时驻扎(zhùzhā)的骑二军（军长何柱国）军纪(jūnjì)较坏，使得当地民不聊生。尽管该地战动会的工作(gōngzuò)人员配备较强(jiàoqiáng)，但因军队骚扰，工作不易开展。 这尽管亦折射了战时国军的军地关系、军政关系，不过在(zài)抽象的军地关系背后，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阎锡山政权无法接受(jiēshòu)其他势力对(duì)自身权益的侵占，亦即本质上是派系冲突。于是，战动会自然(zìrán)也将随着阎共关系的恶化(èhuà)而走向(zǒuxiàng)终结。阎锡山与中共经历了这三四年的合作后，孰胜孰负，以及一方获利、另一方得不偿失的理由，多少也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了。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